1951年，天津，刘青山与妻子范勇带着两个儿子拍下了一张全家福。照片里的他穿着整洁的中山装，身体微微后仰，神情中带着几分得意。妻子身穿军装，两个孩子站在身旁，一家人看上去十分体面。那时，第三个孩子还在母亲腹中。 照片并不豪华，却很能说明问题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许多家庭仍在为温饱发愁，衣服打补丁是常事，孩子能穿上干净完整的衣服，已经算是不错的生活。刘青山一家衣着讲究，家中还有汽车和宽敞住宅，这种反差，在当时自然格外显眼。 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照片中的刘青山并不是普通干部。他曾从苦难中走来，也曾在抗日战争年代经受过考验。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他后来走向腐化，才显得格外令人震惊。 刘青山原名刘顺山，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国一带的贫苦家庭。少年时期，他给人做长工，过早尝到了生活的艰辛。1931年，经徐去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随后参加高蠡暴动，在战斗中逐渐成长起来。 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先后在冀中地区工作。1937年10月，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；次年任大城县委组织部长，后来担任县委书记。为了掩护工作，他曾以书店掌柜的身份活动，把宣传抗日和组织群众结合起来。 1941年“五一”大扫荡后，冀中抗日根据地面临严峻局面。敌人频繁清剿，地方上又出现叛徒，基层工作异常艰难。刘青山参与领导大城县的斗争，组织反敌特活动，并推动文安洼根据地建设，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。 这些经历曾经是他的政治资本。解放战争后，他继续担任重要职务，后来进入天津地方领导班子。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：一个人掌握的权力越大，若失去约束，私欲就越容易披上“办事”的外衣。 刘青山与张子善在天津任职期间，利用职务便利插手经济活动。他们以机关名义经营运输、建筑等项目，挪用工程款，侵吞救济粮和治河款，还以不正当方式取得贷款。有关案件材料显示，两人造成的贪污浪费数额达到一百七十多亿元旧人民币。 这不是单纯的生活作风问题。粮食、救济款、民工工资和治河资金，原本都关系到百姓生计。钱一旦被挪走，受影响的并不是账面上的数字，而是灾民手中的口粮、工人应得的报酬，以及河堤能否及时修复。 有干部曾对他们的行为提出意见。刘青山并没有收手，反而拉拢、威胁，甚至排挤敢于揭发的人。他们还向一些干部灌输错误观念，试图把贪腐行为说成“有能力办事”。这种做法，比单纯侵吞钱款危害更深，因为它在破坏组织内部的是非标准。 1951年秋，中央和华北局对案件展开调查。调查并非草率进行，而是经过核查、取证和研究。毛泽东也关注此案，曾就如何处理作出重要指示。有人提出可以考虑留其性命，毛泽东明确表示，必须依法严惩。 同年12月，河北省委在获得批准后，开除刘青山、张子善党籍。1952年2月10日，河北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两人死刑并执行。刘青山被处决时36岁，张子善也在同日伏法。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败斗争中的典型案件。 案件处理并没有止于两名主犯。刘青山的家产被查封，妻子范勇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。最小的儿子刘铁兵出生不久，二儿子刘铁甲只有4岁，长子刘铁骑也刚满6岁。 孩子们并不懂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，却很快感受到家庭变故带来的压力。刘铁骑后来回忆，父亲被处决后，原先一起玩耍的孩子开始躲着他，家门口也曾出现过石块和烂菜叶。范勇独自抚养三个孩子，苦撑两年后改嫁，兄弟三人只得由亲属照料。 组织方面并未把刘青山的罪行简单转嫁给孩子。根据有关回忆，刘铁骑和刘铁甲曾获得生活补助，直到成年。物质上的帮助只能解决一部分困难，父亲留下的政治污点，却长期伴随着他们的成长。 刘铁骑学习成绩很好，后来考入大学。因为担心家庭背景带来影响，他没有选择北京的学校，而是进入石油系统院校，毕业后成为石油工人。刘铁甲16岁便外出谋生，后来进入石油管道系统工作。刘铁兵想参军，却因家庭历史未能通过审查，最终成为煤矿工人。 一张全家福，留下的是团聚时的表象；一宗案件，揭开的却是权力失去约束后的真实代价。刘青山曾经参加革命，也曾在战争年代工作，但功劳不能抵销罪责，苦难出身也不能成为贪腐的护身符。照片中的笑容停留在1951年，而照片之外的家庭命运，早已被那场审判彻底改写。 特别
